耀世平台|艰难的“分田到户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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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村是1982年麦子种到地里以后,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(分田到户)的。当时,我在生产大队里担任干部。将近四十年过后,回忆那场改革,可以用“惊心动魄”来形容,改革的艰难是局外人不可想象的。包括我们生产大队里的干部开初也有疑问:分田到户,是社会主义吗?我们头脑里的固有观念是:大集体才是社会主义的——这种意识形态像木楔一样,牢牢地揳在我们的头脑里。“分田到户”这四个字撞击着每个农民的心灵。某些共产党员、生产队的干部甚至不能接受。公社里连续开了几次会议,先是动员、讲道理,之后上级领导的口气就有些“强迫”的意味了:不想搞,也要搞。公社党委要求:生产大队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要站在这场改革的前列,谁不搞生产责任制,谁就下台。公社里给各个生产大队派去了工作组督察。实事求是地说,我们生产大队是在形势逼迫下,决定实行生产责任制(分田到户)的。大队里成立了“实行生产责任制领导小组”。我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。

领导小组的成员分别到各个生产队召开会议,进行动员。使我们始料未及的是,大多数动员会,农民们一进会场,没人说反对,也没有人表示赞成,他们用沉默来回答这场改革。逐个点名问,农民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:没啥可说。然而,我们到第五生产队去开动员会时,情况不一样了:有几个农民站出来高声说,不行!这不是要回到解放前吗?现在搞单干,当年为啥要合作化?有的人甚至说,是不是要我们贫下中农吃二茬苦、受二茬罪?任凭我们怎样讲道理,这些人就是不听。会议开砸了。改革陷入停滞。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:哪个生产队长不搞生产责任制,就撤职、换人。同时,在一两个生产队开始硬性推进。

于是,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里的干部一起,清理财产,丈量土地,为实行生产责任制做准备。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的干部逐户逐人动员、做思想工作。由此,生产责任制终于在几个生产队展开了。第四生产队开始划分土地了。领导小组的成员,辛辛苦苦工作一整天,把标志地界的木牌子揳进地里,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,木牌子被人拔走了——显然,有人不同意,故意破坏。领导小组只好改变方式——地界划好后,直接埋上石头,石头下面再撒白石灰。然而,第五生产队的情况更糟糕:生产责任制还没实行,就有人开始哄抢生产队里的牛轭头、犁杖、手推车、铡草的锄刀、碌碡等小型农具。大队里的干部一起出动,制止了这场哄抢。领导小组连夜召开社员会,宣布:如果你们执意不实行生产责任制,可以把你们单独甩下。队员们一听要甩下他们,反而赞成了。耀世平台

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努力工作,全大队八个生产小队,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。分田到户的过程是很艰难的。尽管,我们采取了抓阄的方式分地,可土地毕竟不是豆腐,可以随意切成块。有些人抓阄后,当场不认账,扭头就走。对于如此无赖的做法,我们只能去说服,并用土地的等级和面积去尽量兼顾到公平。改革是触及每个农民利益的事情,因此我们拿出最大的耐心去对待,去克服难点。

分田到户的第一年,我一家四口人,收获了十六石小麦(当地计量单位,一石三百斤),在吃大锅饭的日子里,我们生产队总共才收获七八十石小麦。除过交公粮,留下种子,一个人每年只能分四斗小麦(120斤)。因此,每年春夏之交闹饥荒,外出讨饭。然而,分田到户那一年,我家平均每人收获四石小麦(1200斤),是生产队时分得的十倍。我们村里家家丰收。

改革,不只是农民有粮吃,有钱花,至关重要的是:农民的生活方式、情感方式、文化心理,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变化。我是见证了这些变化的——慢慢的,没有人再留恋旧的生产关系、人际关系和遵守了好多年的计划体制。在这次改革中,农民尝到了甜头,有了获得感,其观念发生变化是必然的。经验告诉我们,改革的关键不只在于顶层设计,还在于执行者的认知能力、思想境界和智慧的发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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